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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离婚案件的调研报告

——以沧县法院基层法庭为视角

  发布时间:2016-08-04 09:20:15


离婚案件作为传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民事案件,其是否能得到妥善裁判,不仅要求法官在事实法理上进行审查,更要关注到当事人的精神情感世界,因此,法院须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重视起来,这不仅关系到法院的办案质量,也关系到双方当事人的生活和命运,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及发展。笔者对近三年来沧县法院下属五个基层法庭收案情况进行了统计:2014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1480件,其中离婚案件560件,占总案件的37.8%;2015年共受理民事案件1690件,其中离婚案件687件,占总案件的40.7%;2016年至今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1280件,其中离婚案件557件,占总案件中的43.5%;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沧县法院基层法庭审理离婚案件在民事案件中所占比重相当大,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一、目前离婚纠纷案件存在的新特点

(一)当事人离婚年龄明显低龄化。

在近三年受理的离婚诉讼中,“九零后”离婚呈明显增多趋势。部分九零后是双方认识时间很短就登记结婚,有甚者还通过各种手段修改自真实年龄而达到符合结婚的条件的目的;还有部分当事人在外地打工相识,之后多未婚先孕,草率结婚。由于双方年龄小,对婚姻和家庭的认识不够成熟,加之婚前对对方缺乏足够了解,仅凭一时感情冲动结婚,婚后才发现双方感情基础差,未建立起稳固的婚姻感情,这是造成离婚案件逐年增加的重要原因。

(二)结婚时间短,但离婚率高。

有些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只有几个月甚至不到一年。如近期审理的王某(女)和邹某(男)仅仅登记结婚刚满两个月,就到法院起诉离婚。通过法庭近三年审理的离婚案件的观察和分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12年的夫妻,起诉离婚的数量最多。随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年龄的增长,起诉离婚的数量会跟随下降。但是近期也出现婚姻持续三、四十年的老年人夫妻到法院起诉离婚的现象,而老年人离婚大多是再婚。

(三)被告下落不明或者不出庭应诉的案件逐年增多。

由于农村青壮年男性多外出打工,流动性大,没有固定居所,原告起诉时无法准确被告的送达地址,导致被告邮寄地址不明确,只能采用公告送达,而部分案件被告在收到传票后认为不到庭应诉既原告无法与其离婚,选择拒不到庭,而缺席审判法官无法了解被告的意见,很难查清夫妻共同财产及共同债权、债务,从而影响对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的审理,被告自己的权益和主张也很难得到保障。

二、离婚案件审理情况

(一)适用程序及结案结果。

大多数离婚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争议不大,这部分案件大量适用简易程序,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主要为涉及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或者家庭暴力认定、婚外情处理等情形的疑难情况及的案件。

离婚案件的结案方式包括调解(调解和好、调解离婚)、判决(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婚姻关系)及撤诉。从结果看,离婚纠纷案件中解除婚姻关系的结果更为普遍。随机抽取1000起案件的最终结果为解除婚姻关系(445起判决离婚,180起调离)62.5%。实体结果的单一,成为离婚案件的又一特点。这类情况有原告第二次起诉离婚,法官多推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或者被告下落不明及被告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解除婚姻关系也许是最恰当的解决方式。

(二)适用调解情况及原因。

审理结果为调解结案的案件占39.3%,且撤诉的案件大多也是法官调解的结果,法律规定审理离婚案件应先行调解,离婚案件多涉及当事人的生活、情感等法律无法评判规制的因素,而调解却能在最大程度上帮助纠纷的化解。

调解的案件中调解和好的案件数量远低于调离的案件数量。反映出调解方式虽被法官们广泛采用,但调解双方和好却有很多困难。究其原因其一是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大多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离婚的决心比较强烈;其二是离婚案件多尊重当事人意见,在双方均同意离婚的情况下法官多调解离婚,不再调解双方和好;其三是基层法庭的法官较为年轻,未有丰富的司法实务及生活经验,调解技巧不足,在有难度的离婚案件上很难游刃有余的进行调解。

三、实践中审理离婚案件存在的难点

(一)如何界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婚姻法》对离婚标准概括为感情确已破裂,并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列举: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也对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规定了十四种情形,这些情形在实践中为法官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提供了一些常见的便于认定的表现。然而,离婚案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十多年前的司法解释并不能列举出现实中婚姻问题的种种情形,离婚标准仍存在较大的模糊性。但法官在裁判时若案件情况符合法律规定可准予离婚的情形,大多数会判决离婚;若不存在,则大都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待其第二次起诉时,再判决准予离婚。所以仅依据这一抽象的标准,有很大主观随意性,不利于化解当事人双方的矛盾。

(二)当事人举证困难。

在离婚诉讼中,证据的主要来源于当事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证据的收集更依靠当事人本人。但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很多当事人,尤其在笔者所在的基层法庭,农村居民更不懂得如何收集充足、有力的证据。在实践中,以下几种举证非常困难。其一是家庭暴力,庭审中女性称自己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但在遭受家暴后没有及时报案,也没有到医院开具诊断证明书,当在男方不承认有暴力行为时女方却无法提供相应证据,致使无法认定家庭暴力的事实。其二是夫妻双方是否分居满两年,一般情况是一方当事人主张已经分居两年,而另一方辩称只是因为在外务工不常回家,但还是有夫妻生活,而这方面的证据很难提供,原告的主张很难得到支持。其三是婚外情,由于无过错方在明知对方有过错的情形下很难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而釆取偷拍、偷录方式取得的证据效力又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从而难以要求有过错方对自己进行损害赔偿。

(三)关于夫妻财产分割。

在基层法庭审理的离婚案件中,有些共同财产是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造的房屋,没有办理相应的产权证明,有些共同财产的房屋是分家所得,宅基证在男方父母的名下,婚后只是翻盖房屋,但具体花费当事人又难以提供证据证实,这使得原、被告双方的财产分割变得困难重重。同时,有些当事人为了能在离婚后拥有更多财产,经常采取编造虚假债务、转移财产等方式减少共同财产。另外由于农村风俗的影响,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最明显的是婚前彩礼的返还和女方陪嫁物品的处理,若双方结婚时间短未生育子女,男方经济条件确有困难,可以酌情返还彩礼。对于女方的陪嫁物品,若有证据支持,则多判决返还女方。

(四)婚姻中过错方如何赔偿。

《婚姻法》规定过错赔偿制度是用来保护在婚姻关系中无过一方的权益。这一制度的规定对于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对另一方尽到忠实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来说有一定的警戒作用。但《婚姻法》对于赔偿的数额以及赔偿的标准均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处理此类离婚案件时,该赔偿标准难以掌握。

(五)关于婚生子女的探视权。

《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但对于探视权的行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使得法院在规定探视时间、地点和次数时增加了困难。尤其是在强制执行时,探视权该如何执行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对审理离婚案件疑难点的建议

(一)对离婚的法定标准进行明确。

由于《婚姻法》中对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规定太过笼统,在实践中不利于操作,因此建议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将该法条具体化,例如婚姻存续期间、婚前感情基础、婚后双方矛盾的缘由以及有无和好可能等具体化等,从而方便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比如有的当事人在外务工草率同居生活,在意外怀孕的情况下登记结婚,这样的婚姻基础就较为脆弱。有些一部分当事人起诉至法院离婚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真的要求离婚,而是为了警戒对方,改善夫妻关系。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法官只有在审理案件时查明当事人双方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才能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二)法院可适当依职权取证。

基层法庭审理离婚案件,当事人一般只是提供结婚证或者婚姻关系关系证明,而缺少关于共同财产、债权债务、夫妻一方有过错情形等的证据。对此现象,法庭可以适当做庭前指导,做好释明工作,帮助双方当事人了解举证责任分配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一些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法院应适当扩大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以实现无过错方的权利。

(三)发挥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

农村基层组织对当地的风俗民情更加了解熟悉,发生纠纷时更容易找到矛盾的根源,处理一些问题时更有说服力。重视村委会、村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在处理婚姻纠纷的作用,由他们在矛盾发生及时介入调解可以有效地将一部分纠纷解决在初始阶段,并且在调解处理分割农村房屋,返还彩礼及退换女方陪嫁物品等风俗民情的事情中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出台过错赔偿标准。

过错赔偿数额的确定不仅要考虑过错方的过错程度而且要考虑该过错给对方造成的伤害不仅是物质损失更有精神伤害,在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生活水平、就业能力等,细化赔偿标准,从而能更好地维护无过错方的利益。在赔偿主体方面,建议过错第三者也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不仅包括金钱上的,更应包含精神上的,比如当面道歉等等。只有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予以惩罚,才会对过错方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五)细化探视权利。

关于探望权行使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如果双方当事人离婚后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可明确每个月的哪几天为探望的时间;如果双方当事人离婚后不在同一地区居住的,可选择在子女放假期间确定一个合理的时间行使探望权。但即使调解书或判决书中对探视权行使的时间、地点、方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供参考,只能根据现实情况,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利益的情况下采取合理的方式实行。

责任编辑: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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